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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沙若是個同性戀，父親無法接受現實想殺他。於是他逃往阿姆斯特丹，在那裡，感受故土無法給予的自由
文 | 世界說專員張佳璐 發自荷蘭阿姆斯特丹
我和沙若(Saro)是在一個朋友的生日聚會上認識的，那時他剛到阿姆斯特丹十天。這個24歲的年輕人，穿著大膽前衛。精心盤置起來的長發上架著一副復古墨鏡，三指的手套沒有遮住右手小指母上的粉色指甲油，非常惹眼。他坐在一幫聒噪的朋友中間，顯得格外安靜。
“你也住在阿姆斯特丹？”“是的。”
“你不是荷蘭人吧？”“我來自伊朗德黑蘭。”
“傢裡人呢？”“我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沙若的回答非常堅定。
我沒有想到，面前的這個年輕人，也是背井離鄉、鋌而走險的難民潮中的一員。
沙若在阿姆斯特丹難民營
自我覺醒
沙若出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盡管父親是當地頗有名望的阿訇，但是這個遜尼派的庫爾德傢庭還是能時時感受到伊朗政府強大的同化壓力。這個流淌著“勇士”血液的民族，天生好戰，縱使庫爾德人自19世紀以來，在中東各國的紛爭之中分崩離析，難以形成統一力量，但他們從未停下抗爭和反抗的步伐，為瞭自治和獨立不斷奮鬥。沙若的父親在26歲的時候迎娶瞭年僅9歲的母親，之後生瞭兩個女兒。沙若作為獨子承載瞭父親的全部期望，希望他能夠參與到反抗什葉派宗教迫害的運動當中。
沙若從小就“與眾不同”，他對宗教、政治和權力絲毫不感興趣。他每天會花上半個小時打理自己的頭發，最喜歡的顏色是粉紅色。姐姐們出嫁前，他總愛和姐姐還有她們的女性朋友們在一起玩。
“我知道自己跟大傢不一樣，但是我一直不明白哪裡不一樣。”
在16歲以前，沙若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他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同性戀，更不用說“出櫃”。
在伊朗，同性之間發生行為，會依據《伊斯蘭法》收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成年的違法者會受到絞刑、砍首、石刑，未成年者則會受到鞭刑。盡管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內賈德曾經宣稱 “伊朗沒有同性戀”，但是自他執政以來，伊朗就公開處決瞭近百名同性戀。他們當中大多是被周圍的親友舉報，然後接受審判收監長達一年，在牢獄之中處以鞭刑，最後在各大城市的廣場上被當眾處以極刑，以儆效尤。
沙若自我意識的覺醒是一個殘酷的過程，他從報紙上看到瞭一對同性戀愛人被判處絞刑的公告，然後就去瞭姐姐的朋友傢，用Google搜索有關同性戀的詞條。事後回憶起來，他仍然心有餘悸，
“把電腦關上的那一刻，我手掌上全是汗，我感覺被絞死的那個人是我”。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懷揣著這個不能說的秘密，不敢跟任何人提起，他沒有同性戀的朋友，也沒有試圖去走進那個圈子。他開始試圖打消自己“邪惡”的念頭，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幼稚的念頭會慢慢離開自己。在高中畢業之後，他在理發店當起瞭學徒，最後在爸爸的幫助下，有瞭一傢自己的發廊。
沙若和他的發廊（攝於2013年）
初戀
沙若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男朋友，是他發廊的常客馬宏尼(Marhoni)。這是一個小心翼翼、日久生情的故事。兩人一起逛街，去中心商業區吃冰激凌，看電影。然後有一天，比他大三歲的馬宏尼在沙若的手機上下載瞭所有他知道的同性戀約會軟件，Grindr, Scruff, Hornet, manjam還有Jack’d。
“他在試探我，”沙若回憶起這段甜蜜的感情時，像個害羞的小孩子，
“我很嚴肅的告訴他，我是不會用的，他一下子愣住瞭，然後我說，我不想認識其他人，我喜歡的是你。”
因為有馬宏尼的陪伴, 沙若在伊朗從來沒有去過任何地下同性戀聚會，也沒有去過學生公園這類有名的同性戀約會場所。他們從不會在公共場所牽手，沙若單純的以為，隻要低調，兩人的關系不被曝光，一切都會平平安安。
可是，這個單純的願望很快被徹底擊碎。保守的父親偶然在他的手機上看到瞭兩人的對話，把他鎖在傢裡，誦讀《可蘭經》，禁食祈禱台中牙醫工作椅子推薦，又派出瞭母親說服他去醫院就診。
“我嫁到伊斯法罕的大姐也回來勸我，我根本聽不進去”，沙若面對來自傢庭的壓力很是沮喪，
“我告訴他們這個念頭不是什麼來自西方世界的腐朽毒瘤，在中世紀之前的穆斯林詩歌裡面就有描寫男性之間的感情，這個我父親也是知道的。”
在伊朗，同性戀面對的最大的壓力和威脅來自傢庭，即使是像沙若這樣的上層富裕傢庭也很難接受，被強迫尋求治療更是常事。
伊朗的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無法接受同性的性行為，卻允許通過改變性別來解脫被束縛在身體裡的“扭曲的欲望”。在2006年至2010年之間，有1366名在政府註冊登記的伊朗同性戀被強制接受瞭變性手術，內賈德政府更是為願意“積極治療”的同性戀者提供超過3萬元人民幣的醫療費用補貼，盡管這個調和信仰和同性戀身份的解決方式備受爭議，並不受伊朗大眾所認同。在伊朗所實施的變性手術量僅次於泰國。
在被父親囚禁瞭一個月之後，沙若找到台中醫師看診椅工廠機會從傢裡逃瞭出來，他不敢去馬宏尼傢，想聯系幾個朋友借宿一段時間，避避風頭。父親很快就通過廣闊的人脈關系找到瞭他。一天夜裡，二姐給他發來一條短信，父親帶著人提著槍出瞭門，父親說情願沒有兒子也不願意要這樣的兒子。於是，沙若趁夜黑買瞭一張去大不裡士的車票，頭也不回地踏上瞭去土耳其的逃難之路。
2014年10月，沙若輾轉到達瞭孔亞，去投奔當地的一個庫爾德朋友。他在當地的一傢理發店打黑工，還學會瞭給女性理發，這是伊朗的理發師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沙若在土耳其孔亞（Konya，土耳其城市）
去阿姆斯特丹出櫃
沙若在一本雜志上，看到瞭阿姆斯特丹一年一度的同性戀大遊行的報道，這讓他萌生瞭去荷蘭出櫃的念頭。
“土耳其人沒有伊朗人那麼保守，但是我還是沒有告訴任何人”，有瞭一次慘痛的教訓，沙若變得更加謹慎瞭。
“這裡有很多庫爾德人，我怕我爸知道我的行蹤。”下定決心之後，他清點瞭一下打工積攢的費用，在2015年7月踏上瞭從土耳其北上保加利亞的路途，希望能趕上8月2日阿姆斯特丹的同性戀遊行。
但因為難民潮的沖擊，那時保加利亞邊境早已部署瞭千餘名士兵，沙若不得不改到向西，途徑希臘、克羅地亞、奧地利、德國，終於在9月初抵達阿姆斯特丹。他沒有試圖與傢人取得聯系，但是給男友馬宏尼發瞭一條很長的短信，希望他也能來阿姆斯特丹相聚，但是一直沒有收到回復。
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密度遠高於東京和紐約，市民們對於荷蘭是否有空間和能力去接納難民的態度有著明顯的分化。歐洲議會的12萬難民再安置計劃當中，荷蘭僅有7214位指標，但是據荷蘭中央統計局數據顯示，僅9月，在荷蘭移民局註冊的難民就達到瞭8400人。難民不是一串數字，每一個單獨的個體都有獨特而鮮活的故事。沙若清空瞭Facebook上的所有歷史紀錄，讓我從今往後稱呼他為湯姆。
他說：“我現在特別自由，我很享受我的新身份，希望我能一直留在阿姆斯特丹，參加明年的同性戀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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